“新希望去年新增投资330亿元，新增就业3.5万人，超额兑现了在总书记面前做出的承诺！”3月1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专访时兴奋地说。

　　去年两会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，刘永好委员在发言中表示，在疫情影响下，很多民营企业压力很大、困难不少，“作为老一代民营企业家，我要发挥好带头作用，新希望集团将新增300亿元投资、新增2万人就业！”

　　当时在听了刘永好委员的发言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民营企业是在中国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发展起来的，一开始确实是一片荒芜，但从夹缝中成长起来了。这也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筚路蓝缕开出的一条路。今天，民营企业发展到如此之规模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如此之贡献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不同时期破解不同的难题，民营企业要不断去探索、不断去奋斗、不断去克服困难，走上新的发展道路。

　　总书记讲话中提到“两个如此”，让企业家们倍感温馨、也倍受鼓舞。2020年，刘永好委员所在的新希望集团更是在现代农业、食品加工、冷链物流和乡村发展几大领域取得了迅猛发展。

　　在疫情影响下，很多行业都经受了极大考验，一些老牌企业遭遇困难，甚至有一些企业因资金链紧张遭遇重大风险。“传统企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点，新希望集团能够发展好，一是因为转型抓得比较早，二是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机遇。”刘永好委员说，从“脱贫攻坚”到“乡村振兴”，在新发展阶段，现代农业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引擎，新希望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。

　　在对话中，刘永好委员特别强调，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，必须要有组织和文化再造。在他看来，传统企业的基因和数字化是不搭的。不少企业仅仅做了数字化转型，结果组织、文化没跟上，企业形成了两张皮，反而加速了企业倒闭。

　　近期，一些老牌大企业遭遇了重大风险，企业发展困难，刘永好委员特别提出，“对于那些历史上曾经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、有相当就业基础的大企业，在他们遇上转型困难和风险挑战的时候，还是要关心、帮助他们，给他们时间、空间，解决历史问题，给他们转型升级的机会，而不是一出现困难，银行马上收贷，那样好好的企业也会垮掉。”

　　刘永好委员认为，企业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加之第一代企业家面临传承问题，是传统企业遭遇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他透露了新希望在传承方面的秘诀：传承要早、要放、要帮、要传群。“现在刘畅已经非常成熟了。我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年轻团队成长、数字化和转型。”

　　刘永好还谈及“猪周期”和“跨界养猪”的话题，他建议，既要支持中小农户的积极养殖，同时又要对规模化的现代养殖企业设立一定标准。这样的建议利于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，“能够减少猪周期波动对猪肉行业、农民或者经济的影响。”

　　一个更为深远的时代背景是，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，工作重心转入乡村振兴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了重要部署。

　　27年前，刘永好联合十几位企业家，倡导发起“光彩扶贫”事业。通过产业扶贫，修桥铺路等方式，这些企业为老少边穷地区脱贫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“新希望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了上百个项目，总投资超过了50亿元。”刘永好透露。

　　此外，刘永好说，集团积极参与“万企帮万村”项目，要求两千多个中层以上管理干部每人必须帮助一个相对贫困户，接下来集团将继续参与“万企兴万村”项目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　　“新希望集团从事了近四十年的乡村产业，我们了解中国的农业，了解中国的农民，我显然已经成为了老农人。”刘永好表示，站在“老农人”的角度来看，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提得及时，提得对，对企业来讲，既是挑战，更是机遇。“我们应该发挥自身对农业的理解、认识和热爱，结合我们过去四十年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，顺势而为，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。”

　　向总书记报告：“超额”兑现了承诺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去年两会期间，您提出2020年新希望将新增2万人就业，这个“承诺”鼓舞了很多人。这个目标实现了吗？怎么实现的？

　　刘永好：去年两会时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经济界联组会议，我在会上发言时谈到，在疫情和非洲猪瘟双重压力下，很多民营企业压力很大、困难不少，作为老一代民营企业家，我要发挥好带头作用。新希望将新增300亿元投资，新增2万人就业。

　　总书记听了我的发言，发表了民营企业“两个如此”的重要讲话，对民营企业的成绩和贡献作了明确肯定，也指明了发展方向，让我们倍感温馨，也备受鼓舞。

　　过去一年，我们实际上完成了330亿元的投资和3.5万人的新增就业，圆满实现了向总书记和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承诺。为什么在相对困难的时间里，还能新增那么多投资和就业岗位？这跟我们过去几年实施的“五新转型”策略直接相关。我们提出，用新的机制、新的青年、新的科技、新的赛道和新的责任来推动转型，最终的效果是积极的。

　　从更大的角度来看，现在传统企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点。

　　前不久，一位朋友跟我聊天说，现在确实有一些企业，甚至是老牌的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出现了困难和问题，有的甚至垮掉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还谈到，为什么新希望这样的老牌企业，处于农业产业这样一个利润率很低、风险很大的赛道中，又遇到了非洲猪瘟和疫情的双重压力，不但没有被压跨，反而还在前行？我想，核心还是我们的转型做好了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传统企业都在谈转型，需要注意什么问题？新希望有什么好的经验？

　　刘永好：大家现在都在说数字化转型。我认为传统企业嫁接上数字化的翅膀是对的，但前提是，必须要有组织的再造和文化的再造，再加上数字化的再造，才能成功。我们传统企业的基因和数字化是不搭的。不少企业仅仅做了数字化转型，结果组织没有跟上、文化没有跟上，企业形成了“两张皮”，反而加速了它倒闭的进程。这样的案例很多。

　　也有一些企业，在数字化转型前，就推动了组织再造和文化再造，比较典型的是美的。美的起家于传统产业，现在数字化再造做得特别好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之前完成了组织再造，有了方洪波等一批新的企业家。第二，他们的文化再造做得非常好。在这两个基础上，又大刀阔斧地推动数字化再造。这几年，美的投资了数百亿元进行数字化再造，现在站在了小电器和家用电器的龙头位置，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的龙头。这是两个再造带来的成果。

　　新希望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步，跟我们的组织再造、文化再造和数字再造的结合相关。早在三四年前，我们就开始推行组织再造。

　　要给企业化解风险以时间和空间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一直关注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问题。去年企业大都遭遇了比较严峻的挑战，对于今年如何帮助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，你有什么政策上的建议？

　　刘永好：最近我看到，一些规模很大的企业，区域龙头企业甚至全国的龙头企业也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我的建议有两个方面：一方面这些企业要及早转型，拥抱新发展理念、适应新发展格局，这是对企业自身来讲的。

　　另外，国家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，提了很多政策，这是对的，也是必须的。但对于那些历史上曾经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、有相当就业基础的大企业，在他们遇上转型困难和风险挑战的时候，还是要关心、帮助他们，给他们时间、空间，解决历史问题，给他们转型升级的机会，而不是一出现困难，银行马上收贷，那样好好的企业也会垮掉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有人认为，第一代民营企业发展困难的情况比较普遍，这跟他们面临代际传承有关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刘永好：这是一个企业传承的问题，也是企业生态发生根本变化的表现。过去二三十年，这些民营企业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很多时候是在产品供不应求或基本平衡的格局下生长起来的，那个时候只要你努力、勤奋、认真去做，（产品）总是有市场的，总是有钱赚的，而今天不是这样了。

　　现在很多产业都饱和了，产能过剩了，而科技在进步、社会在发展，要求企业必须转型升级，怎么转呢，我们新希望的经验就是组织转、文化转、数字转，三转结合，有可能会做好。早转早成功，晚转可能就被动了，太晚了可能就没机会了。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讲，就是这样。

　　这里面当然也有传承问题。第一代企业家经过二三十年创业，然后交班给年轻人，年轻人愿不愿意接是一回事，还会不会像第一代企业家那么勤奋又是另一回事。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，他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做，那么原有组织体系的适应性都需要考虑。

　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政府、社会和舆论，对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，要给一些包容和支持。这些企业出现一定的暂时性困难，要实事求是的对待他们。

　　此外，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，这是时代的命题。这个事儿要做好，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要站在大格局上说，单纯从自身利益和风控角度，发现企业有什么问题，及早采取措施，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。但国家在政策层面也要思考，对于这些遇上暂时性困难的企业，如何给一些过渡期的保护机制？

　　以前一家企业的某个方面出现问题，或者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出什么问题，往往这个企业就会出现大问题。现在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确实是有巨大的进步的，特别是给张文中等企业家平反之后，对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是很大的鼓舞。

　　传承和“常青树”的秘诀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新希望在传承方面非常成功，对于其他同辈的企业家，你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刘永好：第一，传承要早。不要临到头的时候再考虑。你40岁的时候就考虑传承，肯定比你60岁的时候要主动得多。第二，传承要放。你要相信他们、支持他们，不要什么东西都不放，什么都你说了算。第三，传承要帮。不是说找到谁、传承给他就不管了，要在理念上帮、在措施上帮，比如说刘畅，8年前她就当新希望六合的董事长了，我请了陈春花老师帮了她三年，在新格局下，体系、组织、自信都起来了，这是相对比较好的。第四，传承要传群。传承不是传承一个人，而是传承一个群体。一个人是搞不定的，要传一个组织、培养一个体系。你是一个年轻人，作为二代，公司上上下下都比你年龄大，都比你资格老，你说话、做事的想法都要有人响应才行。这都是我们新希望的一些体会，但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问题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，新希望也被称为民营企业的“常青树”，在这方面你对企业家们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刘永好：第一，我们很早就提出了顺潮流而动，你要超前、快干、要有创新，但是也要收得回来；第二，要有清醒的学习精神。我现在70岁了，经常参与很多年轻企业家的交流和沟通。前两天还跟快手的宿华、泡泡玛特的王宁等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在一起，通过跟他们交流和沟通，我也会有新的知识和感觉。他们年轻，他们做得好，为什么？我们能不能赶上，交流一下非常重要。

　　我们在一起交流时，发现这些新一代企业家的知识面、数字化理念以及在组织、用人、创业的理念上，特别是在科技数字能力上，确实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赶上这个过程。因为刘畅跟他们年龄相当，他们经常在一起，我也经常跟他们交流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跟年轻企业家交流，得到的最大的启发是什么？

　　刘永好：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就能提出新的理念。我的很多想法也来自于这些年轻人。所以现在刘畅在公司的角色、地位、作用越来越大，她所在的组织群体，也是一批年轻人，200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，平均年龄30多岁，他们起来了。而我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看看，去学习，去了解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在公司里，你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？

　　刘永好：首先，关注年轻团队的成长问题；第二，关注数字化的进度问题；第三，转型。年轻人、数字化和转型，这三个问题，就是新希望正在落地和企业新十条文化发展的内容。

　　70%以上农业院校学生“弃农”了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总书记刚刚庄严宣告，我们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。同时，今年的一号文件就乡村振兴提出了一系列措施。你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带来的机会？新希望在这方面有哪些布局和举措？

　　刘永好：这要从27年前讲起。那时候，我联合了十几位企业家，倡导发起“光彩扶贫”事业。27年来，我们通过产业扶贫、修桥铺路等方式，为老少边穷地区脱贫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新希望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了上百个项目，总投资超过了50亿元。

　　我们还提出“万企帮万村”，得到了企业家的响应，得到了农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，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。总书记专门给我们“万企帮万村”的企业回信，肯定了我们企业家的扶贫事业，给了民营企业巨大的肯定和鼓励。

　　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告一段落，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，这是提升中国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能力水准、帮助农民稳定的脱贫致富，使得农业、农村、农民在新格局下走在前面的重要举措。

　　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，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之一。但是我们的农业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。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时，正式提出乡村振兴的大目标，正当其时。

　　新希望从事了近四十年的乡村产业，我们了解中国的农业，了解中国的农民。作为一个“老农人”，我认为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提得及时、提得对，对我们来说，既是挑战，更是机遇。我们应该发挥自身对农业的理解、认识和热爱，结合我们过去四十年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取得的成就，顺势而为，成为世界级的农牧企业。

　　2020年我们取得了两千多亿元的销售业绩，我们离世界级的农牧企业距离缩短了。我们在为乡村振兴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，也在推动中国三农事业和农业产业向世界级水准迈进。

　　我相信，假以时日，我们的乡村产业、农业产业也会走到世界前列。这不单单是由于中国人口多，对农产业需求量大，要满足老百姓自己的饭碗和菜篮子，还要在农业的现代化、自动化方面上台阶，这是新的课题里，乡村振兴大战略正是赋予我们这样的企业的新任务和新目标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，是否意味着，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，现代农业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引擎？

　　刘永好：对。国家的经济建设是由工业、农业和服务业三个环节构成的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中国的工业水平得到极大提升，服务业和农产业也在提升，但相对而言，服务业和农业产业相对滞后一些，而农产业滞后得更多，我们要补这个短板。所以乡村振兴就是要补农业产业发展不足的短板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您作为四十年的“老农人”，对于乡村振兴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？

　　刘永好：乡村振兴靠人，现在由于历史原因，中国大量的农业院校毕业生“弃农”了，怎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大学生不但不“弃农”，还要“入农”？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。比如说，能否给那些到农业产业中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些政策支持，比如说每年补六万块钱，连续补三年，对大学生到农业领域从事农村产业一个支持。国家农业院校每年花那么多的钱，培养那么多人，但是70%都转行了，都去农进城了。

　　第二，我们提出，新希望要参与10万新农民的培训计划，经过三年多的努力，我们已经培训了差不多7万多人。鼓励国家正规院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人才的培训，就是我的第二个建议，人才培训，人才先行。

　　第三，现在猪肉价格很高，而猪是中国消费最大的农产品，“猪周期”的问题比较严重：猪养多了价格便宜，农民不养了，猪就少了，价格又涨了，老百姓又说不能“猪肉自由”了。过去这两年，由于猪周期、非洲猪瘟、疫情三件事情的叠加，使得猪周期拉长了，波幅更大了。所以如何减少猪周期对养猪业的影响、减少猪周期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波动，对老百姓猪肉需求的波动和对农民的影响？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。

　　大企业跨界养猪，不能伤害小农利益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提到“猪周期”，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跨界养猪，万科也要养、华为也要养。您怎么看？

　　刘永好：总体上我认为农业产业和养猪业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大家都关注它、支持它、投资它，这是好事；第二，要注意保护小农的利益。因为养猪是小农的主业之一，不要因为大企业的参与，就伤害了小农的利益；第三，对于外行转行做规模化现代养殖的企业，要设立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包括人才标准、技术标准、投资标准和环保标准，这样才有利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做？

　　刘永好：农业农村部结合行业的发展提出。很多国家都有规模化的养殖标准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高科技领域大家关注芯片的卡脖子问题，农业领域大家关注种子问题，您提出种猪也跟芯片一样，是养殖业的卡脖子问题。解决“猪芯片”问题，你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刘永好：由于历史原因，不光是种猪，种鸡、种鸭、种牛都大量依靠进口原种，这次我的提案也谈到了，我们集团将在未来五年投资30亿元在育种上，包括建立养猪研究所、选育种猪、建立原种挑选体系和研究机构的设置等等。

　　我希望，在国家政策多给支持的情况下，我们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和国际合作，使得今后种业不再受制于人。实际上经过五年的努力，我们已经在种鸭的问题上有相当大的突破，新希望和中国农科院合作，搞了一个“中芯鸭”，达到了国际水准，改变了以前全部靠进口种鸭的格局。种鸭的成功，让我相信，在牛、鸡上也可以成功。

　　我们正在和相关部门建议，形成一些政策，鼓励和推动支持中国自身的种业发展。因为历史原因，以前我们的养殖比较散，而育种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和大量的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。所以，在国家这么重视的情况下，加上企业的积极参与，我相信经过几年努力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