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过2014“深改元年”，在被誉为“深改关键年”的2015年，“十二五”规划即将收官，依法治国方略也将全面推进。面向新常态下的民营企业,如何将法治精神融入企业治理？

　　2月25日，上市公司金螳螂发布公告，称公司董事、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已取保候审。

　　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两会之前获得相对的自由，意味深长。

　　在国内建筑装饰行业，金螳螂是当之无愧的老大，北京的鸟巢、国家大剧院就是由其装修的。2013年5月《新财富》富人榜上，朱兴良家族以189亿元的身家位居江苏首富。

　　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各路媒体的举动颇不寻常。因为朱兴良只是一个省的首富，这则消息却被炒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新闻。果然，在登上江苏首富位置两个月后，2013年7月，金螳螂公司连续发布公告，确认朱兴良正在协助检察机关调查，并已被监视居住。2014年1月27日，新消息传来，朱兴良因涉嫌行贿，被检察机关批捕。

　　到今年2月被取保候审，朱兴良失去自由19个月。所幸的是，朱兴良虽然失去自由，金螳螂经营还能维持，股价也相对稳定。

　　朱兴良涉案是民营企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样本。对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说，面对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浪潮，面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面，如何对外调整政商关系、商商关系，对内加强公司治理，是一件大事。这里面有一个公认的主题，企业家需要将法治精神引入企业管理。因为，企业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，别无选择。

　　失守的边界和底线

　　企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，企业家和官员交往，是有边界的；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，也是有底线的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边界和底线，往往就被践踏了，就失守了。2014年，仅全国各级公安机关，就查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9.3万起，这其中就有一部分，和民营企业、民营企业家的法律意识淡漠、无视法律直接相关。

　　由法制日报社《法人》杂志、法治周末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舆情监测室联合发布的《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（媒体样本）研究报告》也证实了这一现象。

　　报告指出，163例有明确罪名的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，涉及了57个（类）罪名。其中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8例，合同诈骗罪23例，职务侵占罪20例，集资诈骗罪、诈骗罪各13例，行贿罪、挪用资金罪各9例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4例。非法经营，敲诈勒索，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，单位行贿，盗窃，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故意伤害，开设赌场罪各3例。此外，民企企业家犯罪所涉罪名还包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，妨害作证罪，非法拘禁罪，故意杀人罪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，内部交易罪，骗取贷款罪，骗取票据承兑罪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印章罪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。

　　其中值得一提的，是官商勾结、群体腐败现象严重，企业家因卷入官员腐败案而接受调查。最能说明这个特点的是“山西反腐系列案”中的邢利斌案件。在山西官、商两界人脉极广的煤业大亨邢利斌，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、利用，形成官商互动关系网。报告指出，邢利斌案表现出的官商勾结、以权谋私、权钱交易等并非个案，而是一种潜在化的常态。

　　报告认为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、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新形势下，官商勾结的危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：官商勾结给权力寻租创造客观便利，败坏政风。因而,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，常常遭到全社会的集体批判；官商勾结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；官商勾结使财富固化，市场调节、分配资源的功能减弱，造成市场自生机能的萎缩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讲，具有致命的破坏性。

　　走出去要依法也要学会求援

　　最近几年，走出去、到海外市场寻求机会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发展路径之一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，有的企业成功了，有的企业则陷入困境。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，都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是否依法、依规经营，有很大的关系。

　　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案例，是几家大型国企在海外进行的工程建设，从沙特的轻轨项目到波兰的高速公路项目，都因为前期调研不够、对当地法规的不清晰，以及其他各种原因，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。

　　而税务的问题，似乎并没有引起企业的重视，但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。企业到海外投资的目的，是为了获取利润，如果利润被迫交了税，对企业而言，就亏大了。

　　税务部门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：有一家上海的贸易公司在印度投资，印度税务机关认为，上海公司在印度的项目实际上构成了常设机构，因此上海公司销售给印度的全部收入都必须在印度纳税，而且税款必须在印度公司给上海公司支付货款时直接扣缴。

　　这让这家公司始料未及，与当地税务机关反复沟通的结果，是可以在完税后再申请退税。然而在详细了解情况后，该公司却发现，被印度税务机关扣缴税款后，申请退税的程序非常复杂，大概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。而且，即使申请被批准，最终的费用很有可能超过申请的退税额。

　　对此，相关专家分析说，走出去的企业，关注的重点往往是投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对其他税收问题知之甚少。结果，面对境外税务风险时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花费高昂的代价请中介机构协助解决，要么忍气吞声，无论哪种，都会使企业遭受损失。

　　走出去的企业，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，主要有两条：第一，依法经营，尽可能减少因法律、法规问题而导致的损失；第二，在海外遭遇不利情况后，要学会自救，学会求援。而企业求援的第一选择，当然是自己国家的相关部门。

　　还以税务问题为例。

　　2011年初，挪威税务机关对我国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转让定价调查，认为其子公司在2006年-2007年之间，向新加坡关联企业低价转让资产，减少了在该国的税收，初步调整补税加罚息约9亿挪威克朗。企业多次与挪威税务机关交涉未果后，分别向中挪两国税务主管部门提请双边磋商。经过三轮艰苦谈判，中、挪双方2013年就约定的磋商内容达成一致，最终帮助该企业减少税收损失9亿多元，并免除了由此带来的罚款和利息。

　　另外一个案例，是深圳一家实力雄厚的民营科技企业，20多年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，但企业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却险些因税务问题而折戟沉沙。最后这家企业到中国税务机关，申请启动两国税务机关之间的相互磋商。经过两国税务机关多个回合的谈判，俄联邦税务局复审裁决撤销原判罚，使该公司避免了近2亿元的损失。

　　法律是治企之良方

　　如何处理政商关系，引导民营企业家依法经营、守住底线，也是工商联工作的重中之重。2014年12月22日，在全国工商联十一届三次执委会上，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作工作报告，其中用很大的篇幅谈到民营企业家应该如何守法经营、正确处理政商关系。

　　王钦敏说，全面依法治国，要求民营企业家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。几年来，有极少数企业家搞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、利益输送，严重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的整体形象。其中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缺乏法治意识，没能守住法律和道德底线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“官商之间淡如水，要相敬如宾，不要勾肩搭背”，这是正确处理政商关系的根本准则。王钦敏要求企业家们应充分意识到，守法最安全，守法是对企业和企业家最有效的保护，也是最好的维权。要时刻敬畏法律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。

　　王钦敏还指出，民营企业家应该充分认识到，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也是治企之良方，要自觉维护法律尊严，用法治思维治理企业，主动推行法律顾问和公司律师制度，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，使企业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。

　　面对新常态，要有新思维。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，法治思维应该成为他们管理企业、预防风险的一种常态思维，唯如此，企业才能健康发展，企业家才能健康成长。